于是,《欢乐颂》原本对于女性成长的细腻探索,逐渐演变成爽剧模式。开启了上帝视角的观众,都扮演起自己成长经历中的“事后诸葛亮”,谁都更愿意代入更成熟更睿智更洒脱更优秀的角色。我们对何悯鸿的厌恶,何止是对剧情人设的厌恶?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种厌恶来自于自己成长经历中的每一次尴尬、失误、挫折、懊悔和痛苦,可以抵御深夜醒来脑中闪回社死瞬间导致的脚趾蜷缩,可以用来逃避自己过去的无能、无助和无奈,因为大多数人仍可以在何悯鸿身上找到自己现在的窘境。我们讨厌何悯鸿成长的停滞,因为恐惧自己也在遭遇成长的停滞。除了众多相识已久的老友,北京同样欢迎新朋友的到来。亚当·费舍尔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,在北京的短短数天,费舍尔已经从与中国人民的照面、相处中强烈感受到了他们的“热心善良、乐于助人”。北京观众的热情,也给费舍尔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,“他们那么年轻,音乐会的氛围非常好,充分调动起了我们的情绪。在欧洲,我们时常担心,再过20年或者30年,现在的这批观众老去后,新的观众能否成长起来,北京的演出让我们对古典音乐的未来有了更多信心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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